一连几天的雨雪天气，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六摄氏度。刚到立冬的季节，对面山上已是一片银白，小镇的背阴处也落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水泥路面的低洼处结了一层薄冰。
早晨，搭的顺路车来得稍有些早，前来就诊的医院的大门刚打开，医护人员正在搞卫生。我百无聊赖地退至门边，观赏起对面的雪景。忽然“砰”的一声闷响，转过头，已看到一辆电动车连人带车摔倒在路上，头盔打着滚窜向了路边。我赶紧跑过去帮忙，却发现他呼吸急促，一张脸憋得紫青。这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穿戴入时，脖子上扎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看样子他外表并沒有受伤，除了膝盖、胳膊上有雪痕，其余地方并没有着地。
“医生，快来看看，有人受伤了。”我怀疑此人有心肌梗塞之类的病症，所以不敢轻易地下手。
从医院里跑出了三四个穿白大褂的，他们稍作商量便搀扶着那人走进了里面。我捡拾起头盔，帮他放到车上。忽然间，我觉得这一幕好熟悉、好相似，仿佛已经经历过一次。哦！我想起来了……
那是在十年前的一个雪天，我的四叔曾骑车摔倒在我店门前，只不过他当时骑着自行车罢了。
那天，我刚打开店门，还未来及搞完卫生，就看见我四叔拽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出现在店门口。看见我，手一松，连人带车地歪倒在路边。好在我隔壁就是诊所，经医生检查，初步诊断为急性哮喘病。我立刻去大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而且越快越好。末了，医生偷偷跟我说，这种病就像风箱中的翘舌，随时都会闭了人的呼吸。等到医生给四叔吸了氧，按摩推拿一番后，四叔的呼吸才渐渐平稳下来，脸色也由紫青转黄了。四叔说，这段时间早晨起来后就感觉心慌气短，胸口闷得难受，怀疑自己血压不正常，就上来瞧瞧医生，沒想到骑车骑到半路越发的难受起来。
看来医生诊断得不假。事不宜迟，我赶紧带着四叔向医疗条件好的永靖县医院去就诊。那时的交通还不太便利，坐车需要七个小时才能到达。路上，我紧紧地攥着四叔的手不停地揉搓，不时地观察着他的脸色，以防他随时犯病。万幸路途很顺利。当县医院主治医生说这是一种常见病能治好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后来，亲友们说我做事太莽撞，遇事不动脑子，费钱不买好。妈妈也说我太冲动了，万一四叔死在路上，我该如何向婶娘及他的家人交代。其实，我亦考虑过做这件事的后果，可弟弟远在东北，妹妹年龄还小，婶娘又大字不识一个，又有谁能陪着四叔前去就诊。我不想、也不愿我最亲爱的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因权衡利弊而错过治疗。他们不懂，不懂我与四叔之间的那份特殊感情，不懂在贫寒岁月里四叔曾带给我的温暖。那份爱，温暖感动了我一生。
十二岁那年，我升入了镇上中学。学校距家十华里。其中一半的路程是一条偏僻的土路，人烟稀少，路上铺满了碗口大的石头。在这条初求学的路上，我形只影单，每天早早起床，头顶着星星步行十里去学校。这并不是我爱走路，只是因为家里一辆唯一的红旗牌老自行车实在不适合瘦小单薄的我。尽管在上学前我也曾跃跃欲试地在土场上练习了几天，但练习的结果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身材矮小的我就是够不着自行车大梁的高度，只能将腿穿插在大梁的三叉处，身子像猴子悬空吊在大梁上。稍不留神，本就难以保持平衡的自行车一下就把我压翻在地，动弹不得。如此三翻四次，彻底打消了我学自行车的念头。
夏天夜短，走路还算好的，可冬天就难了。我常常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一根木棒或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赶路。大约走上半个小时后汇集在人多的公路上，才撒开丫子疯跑。而这样的情景下，通常我左脚刚迈进学校的大门，上操集合的铃声就会不失时机的响起，我来不及把书包放到课桌里，又直接跑到操场去集合。这样艰难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冬天，直到第二个冬天遇到四叔时才结束了。
记得那晚北风怒吼，纷纷扬扬的大雪飘洒了大半个晚上，到了四点多才完全停下来。我倦缩在被窝里，一边背英语单词，一边支棱起耳朵倾听寒风刮过白杨树发出的呜呜怪叫声，盘算着该如何去上学。妈妈看见我焦躁不安的样子，劝我迟些出发，说雪厚不会上早操的。可我哪里肯听妈妈的话，万一上早操迟到了，被老师罚站的那种滋味太难受了。犹豫片刻，我还是准时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