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些时光只能放在心底，不愿去触摸它。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伤心的记忆。那年的冬天，我感到天空失去了色彩，一片灰白，我感觉到异常的寒冷，我的脑海中一片白色。
2011年的第一天，我还在睡梦中，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
“弟弟，咱娘昨晚脑出血住院了，你快来吧！我现在在医院里呢。”电话里传来姐姐啜泣的声音。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什么，一下子就想到，如果没娘了怎么办？泪水瞬间喷涌，泪流满面。我看看了时间，早晨的五点十五分。
从姐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元旦的前一天晚上九点多，爹和娘准备洗漱后休息。正在刷牙的娘感觉头疼，爹赶紧把娘扶着坐在沙发上，也没多想。过了一会，头疼得一阵高过一阵。看了看表，已经快九点半了，要不要给孩子打个电话呢？这么晚了。娘一看这个疼法，实在撑不过今天去了，就让爹给在同一个城里的姐姐打了电话，很快姐姐姐夫就开车来到了爹娘家里。当时谁也没有往深了想，姐夫背了娘就下了楼，直奔医院。事后才知道，当时已经脑血管出血，脑子里溢满了血液，所以才头疼的厉害。按照医学常识，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剧烈晃动的，需要平躺着才行。在路上，姐夫就开始联系医院的医生，做好各项检查准备。到了医院，各科室的医生已经到了，迅速给娘做了检查，初步确定了病因，采取了应急措施。就这样，姐姐忍着悲痛，隔着窗户看着观察室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娘，待了一夜。怕我晚上接到电话担心，终于熬到了五点多，实在忍不住了，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进了医院，姐姐看见我来了，又忍不住哭了。我们隔着病房的玻璃，看到娘躺在手术床上，盖着白色的医院专用棉被，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娘啊，娘，你再看看儿子啊。
等医生上了班，会诊后，决定第二天就做手术。娘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那里面全是需要等着做手术或者手术后重点护理的病人。家人不能进去，每天由护士给往里送饭送水。可是我的娘，现在连眼睛都不睁开，更别说吃饭了。在监护室外的走廊里，白天站满了病人家属，晚上九点以后，就地打个地铺休息。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医生把我们姐弟俩叫进了医生办公室，给我们用尽量轻松地语气说着明天要进行的手术，程序化地告诉了手术的风险，最后要我们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我和姐姐看着上面这样那样的风险，哪样都可能让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娘了，或者说一个健康的娘了。姐姐禁不住扑到了姐夫怀里哭了起来，我则一个人跑到走廊上，靠在墙上，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如果手术失败，我将再也没有娘了！我怎么办啊？我的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再也控制不住。最后，姐姐代表我们家属签了字。
由于姐夫的关系，我们晚上被安排在了一间会议室里，哥哥则拿来两张行军床和被子。第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在那里守夜。后来，我们发现，在会议室的阳台上，打开门后，可以绕到病房的窗户外面，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娘。于是我和姐姐就悄悄地过去，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娘的身上挂着吊瓶，好象手还给固定住了。第二天我们问护士，护士说，怕病人无意识中碰掉了针头。可是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不过明天就要手术了，我们还是抱了良好的愿望，祝愿娘手术成功。
第二天上午，爹也赶来了，哥哥也来了，我们就在会议室里等着。姐夫和医院的医生商量了，从省城请了著名的脑外科专家来主刀，现在做好准备，只等主刀医生一到就手术。大约九点钟的时候，请来的医生到了，没有寒喧，直接进手术室手术。这时好比进行现场直播，手术室里的情况，不断地从手术室通过手机传来，我们大家静静地坐着，姐夫收到一个消息，就给我们念一遍。而且每次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手术很顺利。手术一直持续了近四个小时，下午一点左右的时候，姐夫收到了最后一条消息：手术成功！我们全家激动地哭了。终于放松了一口气，我的娘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了，我的娘有救了！我们赶紧上楼准备去接我娘，想看看娘。医生告诉我们，还要在重症病房观察一个星期，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虽然我们的心又有些紧张，但是和手术前相比，已经轻松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