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在我纯熟的记忆里就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姑姑，一个是大姨。
我生在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庭留给我的，没有多少是温暖的回忆。一个常年生病的父亲，四个挨肩上学的孩子。年终领口粮，每年都要过户（类似担保之类的）的。
七十年代的农村，罹患胃十二指肠溃疡及慢性肝炎的父亲，不仅不能下田劳动，每天还要依靠药物维持生命。这让一个缺乏劳动力的六口之家，生活异常艰窘。彼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匣——姑姑为父亲邮药带来的。
每逢年节，邮递员总是一身标志的着装，然后，推着满载的自行车，站在我家长长的院脖子外面高喊：老王家，取汇款单！这时，或坐或卧的父亲总是不自觉的转向母亲：会是谁呢？不是大连大姐就是山西大姐呗，能有谁？会心的母亲如是说。
光阴荏苒，我们记不清姑姑到底接济过我们多少次抑或无偿为父亲邮过多少救命的药品。姑姑爱我们，我们也爱姑姑。每次听说姑姑要来，我们都会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因为姑姑来了，不仅会给父亲带来分解痛苦的药品，还会给我们买些好吃的。所以，说起姑姑，那是一个十足的念想。
没有人否认过姑姑的好。可比起大姨来，我们还是跟大姨更亲。
大姨除了与姑姑一样，年节接济我们，更主要的，大姨不像有工作在身的姑姑，来去匆匆；大姨与姑姑同龄，却比姑姑多活了十几年。接触多，自然有感情。此外，姑姑在照顾寡居的大娘连同五个年幼的孩子同时还有兼顾我们，精力自然有所不及。再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为大姨一来，一切从实际生活出发，一种直抵味蕾的诱惑，让生活困苦的我们着实无从抵御。
彼时，我们只知道大姨住在城市，从没想过住在城市的大姨收入是多少。我们总是以大姨为骄傲，无来由的将只有姨父一人工作的大姨家（五个孩子）想象得如何富丽堂皇。甚至经常询问唯一去过大姨家的母亲：大姨那里有土吗/
我们抛开了大姨的实际，一切成了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中的样子。每次母亲去山西，代替母亲打理家务的我们都充满无穷动力。日思夜想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小心思里到底都包含着什么。
其实，我们心存奢望也是大姨宠的。每次母亲从山西回来，大姨都会给我们买礼物。记得我平生穿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就是大姨买的。玫红色。五粒绿色四周镶嵌着金色金属牙边的玻璃纽扣有如宝石一般，熠熠发光。正是这件衣服，让虚荣心膨胀的我徒步五华里，在一家乡镇照相馆，留下一张少年时代为数不多的照片。
还有一次，大姨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双布鞋。纯色的鞋面上带有金线点缀的那种。这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自己做鞋的农村可算是很上讲的行头。身材修长的我再配以这样一双新鞋，回头率更高了。
如果能赶上姨父来东北出差，一同回来的大姨就更不用说了。但凡能带走的，“决不让一人漏网”。糕点、豆油、白面都是上过榜单的。三十五年前的交通可不似现在，“坐地日行八万里”。从山西到沈阳，要一天两宿的火车。然后又汽车、再马车的。一路辗转下来，严重晕车的大姨被折磨得跟生了场大病似的，早已不成样子。需要几天才能缓过劲来。即便如此，只要一说起回东北，大姨的脚步从未退缩过。包括后来，姥姥、姥爷的寿衣、寿材，全部都是大姨买下的。
大姨是城市人；大姨住楼房；大姨有条件；这在我们是根深蒂固的一贯印象。这种虚妄的构想直到2012年，谜底才被彻底揭开。
2012年，大姨来东北与母亲住了八个月。走时，我主动请缨，前去护送。这也是四十五岁的我人生第一次有幸踏进大姨的家门。而之前，囿于刚性条件的制约，我们姊妹四人中，只有哥哥在最近几年才去过一次。
大姨是随姨父后去的山西。在一个矿区居住。房子是姨父作为矿区职工分得的。姨父走后，大姨一直与表哥居住。那是一栋依地势，用柱体支撑、凌空而建，大约在70平左右的一楼。房子的阴面看起来与正常的楼房并无二致，阳面向下望去，是一条又宽又深的阴沟。大约两米多的深沟里，常年流淌着洗煤下来的黑水同时伴有居民弃置的垃圾。深秋时节，取暖尚未开始，阴风怒号的楼下让仅有一层楼板之隔的家里显得格外清冷。密集的楼群连同房屋前后展沿，室内的光线可见一斑。怎不见有盆栽？我问一生爱花的大姨：养不活的，没有光。等着吧，等你大哥买新房就好了……
